專家們的回答很謹慎。作為一個環境學人士，我的解讀更直接些。
從成因上看，霧霾主要是逆溫等不利氣象條件形成的天氣現象，大量污染物累積在城市上空無法擴散。霧霾一旦形成，只能等風來。而防范霧霾形成，一靠風，二靠減排。
現階段，顯然，我們還暫時不能指揮老天爺。所以，就只能依靠削減污染物，削減到即使遭遇最嚴重的逆溫，也不會形成霧霾。
削減到什么程度?直到我國的主要大氣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工業煙粉塵等跨越總量峰值，并進入下降通道。
這個減排的過程，大概至少要五到十年。
困境
《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對比了近年來霧霾與重工業發展數據:從2013年開始，總污染物排放量事實上有所下降;然而，2016年，房地產市場的升溫，拉動了重工業的復蘇，使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總體上呈現明顯的反彈。
產能巨大，是造成嚴重污染的成因之一。但超標排放，同樣可能存在--地方政府的監管，當然值得懲戒�？陀^來看，如果全面推廣末端治理技術，或者直接進行工藝升級，需要人力、資金的投入和落實時間。
困境同樣存在:如果釜底抽薪使房地產市場總體降溫，勢必會影響以不動產為主要資產的中產階級的家庭財富。到時候，我們又該憤怒些什么呢?
更何況，要想做到徹底治理霧霾，污染物的減排應該是全方位的。除了城市白領，我們也會聽到工廠工人、鄉間農民的憤怒。在現有的網絡文章里，那些在霧霾的陰影里工作生活的低收入工人們，那些燒秸稈會被罰被罵、不燒秸稈又沒法種地的農民，他們的聲音，完全被較高收入人群的吐槽和尖刻質疑掩蓋了。甚至，他們本人可能也"習慣了"。
矛盾
斯坦福大學普利克能源效率研究中心研究員于洋的一篇文章或許會聽起來不太順耳。
他寫道，"一直以來，北京上海等都在利用政治力量，壓低所有帶來污染的、國家能夠干預價格的行業的產品價格，比如電力、天然氣等。所有的環保代價都不讓北京居民付費--比如煤電廠遷出北京、北京氣代煤發電和供暖后，電價暖費應該相應漲價，然而政府代替市場定價，讓全國完全或大部分地分擔了價格上漲"。
這就意味著，"污染產業遷出了京滬，但是央府卻通過干預價格，不讓價格上漲。結果，是污染紅利給京滬、污染損失外地承擔。這樣，本來被本地污染抑制的過度消費迸發了;本來應被價格正常上漲抑制的過度消費也迸發了，這就是’雙重過度消費"。
例子很簡單。我們都在消費的房屋、汽車、網購包裝、外賣餐盒，這些產品背后，可能就是來自北京周圍不遠處的、一個又一個在黑夜的掩護下排放滾滾濃煙的煙囪。
有時，現實就如于洋寫的一樣諷刺:"
在既不污染、價格還低的雙重作用下，京滬(等大城市)暢所欲為地雙重過度消費--而污染承接地的人民，既沒有得到本該因為承接污染而獲得的發展紅利，還因為京滬雙重過度消費而承受了雙重的過度污染"……甚至可能"加劇階層、地區的不公平"。
所以，或許從霧霾開始，社會層面將迎來一場全面的變革--這其中，包括你我的權益保障，我們的工作內容，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的真實財富，和對未來的期待。
變革
霧霾壓力之下，需要變革的顯然不止于社會層面。從政府的角度而言，能改進的空間顯然巨大。
首先要改進的，就是信息發布。難道信息及時更新公布，就僅限于發發預警嗎?新聞發言人制度建立了那么多年，如此重大的、關系到幾億人的公共事件，沒有一場及時的發布會、沒有及時站出來告訴公眾應當注意什么、什么樣的防護措施科學合理、這次或上次的霧霾成因如何、積累了何種經驗教訓?
其次，前面也已說到，霧霾從來就不可能是環保一家的事兒。比如教育系統，現在家長的呼聲如此之高，能不能及時給出一個關于新風系統或者凈化器的解釋?各地的措施是否應當在更高層面上取得統一?又比如，能源結構的改變、替代，顯然需要更多的部門協調進行。
其實，中國的環保起步并不晚。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中國就派出了代表團。彼時，美國剛剛經歷1969年凱霍家河大火(受納油污太多，這條河居然點火就著)，日本剛剛經歷1968年"水俁病"、"痛痛病"、"米糠油"事件三連殺。之后，中國建立了基本的環境保護制度;1982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成立。
但是，在經濟的后發追趕中，環保逐漸成了落下的一課。中學課本給學生的諄諄教誨，是"不能走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事實上，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2008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才升級為環境保護部--這也是當年忽視環保的縮影之一。
歷史上，他國的霧霾，并不是靠風吹走的，而是馳而不息、功不唐捐的持久努力。在與霧霾同行的日子里，人們沒有必要過于相互指責。真正需要的，是取得共識，并共同行動。
面對猛虎，所有的恐懼與憤怒，最終都應當化為改革與行動的動力。把腦袋埋在沙里，希望通過提高標準降低紅色預警天數，或者把霧霾推給氣象災害，那只能是無濟于事的鴕鳥。英國、美國、日本、比利時……先行工業化國家用無數生命和痛苦換來的教訓，應當為我們所借鑒。聽過了那么多道理，人們有權利過好這一生。
畢竟，生活本身，就是政治。